据称，俱乐部投资人、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每场主场比赛都会出席，但本赛季他却很少出现。 这一年，绿城集团陷入危机。
面对投资者的艰辛和外部压力，俱乐部老板、绿城俱乐部总经理沉强对第11名的排名感到满意。
珍贵的第11名
2012年12月18日，亚洲著名的日本主教练冈田武史与绿城足球俱乐部续约两年。 沉强表示，2013年保证投资1.3亿至1.5亿元，其中引进外援投资600万美元，内援投资2000万元。
冈田武史在续约发布会上对媒体表示：“这已经让我满意了，钱我会负责。” 虽然日本主帅也希望资金越多越好，但他非常清楚俱乐部的情况，并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表示不会“为了吸引外援而夸大资金需求”。
沉强跟《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粗略算了一下，发现2012年保级成功的俱乐部的投资在1亿元左右。 绿城能保级并取得第11名并不容易：“2012年球队防守整体被削弱，日本教练需要适应，新球员也需要磨合，这是内部因素。从外部角度看“很多俱乐部的投入都比绿城多。因此，我对绿城的成绩感到满意。”
宋卫平此时加大对足球俱乐部的投入，或许意味着绿城已经淡出了危机。
2012年12月31日，在绿城集团年度工作总结会上，董事长宋卫平表示，从金融资本的角度来看，绿城已接近复活。 截至当日12:00，绿城集团2012年销售额为547亿元（其中合同销售509亿元，协议销售38亿元）。
沉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随着中超的投入不断加大，1.5亿并不算多。但对于刚刚走出困难期的绿城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老板足球”短期内难以改变
尽管宋卫平在2013年已经给出了加大投入的明确信号，但沉强对于球队2013年的成绩预测仍然持谨慎态度：“我个人希望我们能够保持10分，争取8分。但这取决于顺利招募和空缺职位，得到合理的补充，当然，冈田教练在设定目标上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
他相信2012赛季排名前八的球队肯定会在新赛季加大投入。 想要争夺第八的位置，投入的金额就必须跟上。
投入金额的不断增加可以提升球队的成绩，但无法给俱乐部的运营带来明显的效益。 沉强表示：“俱乐部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而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绿城俱乐部去年的运营资金缺口达数千万。 和其他俱乐部的抱怨一样，沉强也认为，无法像国际惯例那样从足球比赛电视转播权中获得巨额利润，也是导致经营困难的关键因素之一。
与此同时，绿城2012年的门票收入仅为300万元左右，仅占投资的3%，而国外足球俱乐部的门票收入却能占到30%。
“这根本无法支持俱乐部的运营。” 沉强认为，俱乐部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足球整体水平较低。 “商业投资者不认可中国足球。”
但绿城俱乐部也有自己的优势。 其背后的绿城集团是全国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鉴于房地产行业可以获得的巨额利润，大量与绿城合作的企业愿意投资俱乐部。 沉强估计，绿城大约70%的投资资金来自于此类合作企业。
绿城俱乐部副总经理包忠良告诉记者，这些企业的赞助并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是追加投资。 “比如大金空调就投入了1000万做胸前广告，但他们为我们的房地产项目供应的产品确实是全国最低的，而且他们赞助足球后也没有要求涨价。” 一些供应商以每平方米的单价供应某种产品。 1000元。 如果赞助足球俱乐部，他们会要求将产品单价提高到1200元，然后用其中的200元进行赞助。 绿城俱乐部将拒绝这样的提议。
“很多俱乐部都说可以盈利，但这本质上是一个数字游戏。如果所有资金都由绿城的各个项目赞助，那么就可以实现盈利。但这种数字游戏毫无意义。” 这就是鲍忠良的态度。
在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中，没有哪个俱乐部有自己的“造血”功能。 它们的生存取决于背后投资者的供应。 沉强给这种生存状态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老板足球”。
事情发生过：绿城曾经去参加一场客场比赛。 比赛开始前，沉强收到了宋卫平的短信，大意是本场比赛全部使用新球员。 沉强说道：“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但这一意见遭到了冈田武史的断然拒绝。 据说，被拒绝后，宋卫平“有些不高兴”。 沉强还开玩笑说：“总经理是老板和教练之间的传声筒。”
对于活跃在中超联赛的俱乐部来说，无论背后有国企还是民企，只要企业主喜欢足球，就会愿意投资足球。 “这直接导致了老板的好恶对一个俱乐部和球队的生存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沉强认为，这种现状偏离了足球技术和足球产业发展的规律。
营业税可以改增值税吗？
沉强认为，足球俱乐部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在体现其公益价值的同时，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
“既然地方足球俱乐部承担着公益等社会责任，但同时又无法实现自身盈利，政府为什么不能提供一些政策支持呢？” 沉强说道。
这个提议并非不切实际。 日本、韩国的足球俱乐部已经享受到国家税收政策的优惠。 早在1975年，日本足协就注册为公益财团法人，各个足球俱乐部都具有公益性质。 此后，税收优惠开始。 韩国不仅对足球俱乐部有非常优惠的税收，而且对球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也很低。
曾作为代表参加国家税务总局就此问题调研会的沉强提出：“我们在引进国际顶尖球员和教练时，是否可以参照国家引进外国高科技人才的标准来减税” ？”
此外，沉强希望税务机关能够将俱乐部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 “俱乐部目前还没有盈利，如果能把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就能减轻一部分负担。”
沉强认为，职业足球联赛不能定位为纯粹的商业活动，因为足球俱乐部和职业联赛都体现着很强的公益性。 多领域公益事业得到减税、免税政策支持。 如果俱乐部能够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投资者肯定会受到鼓励，对足球产业也将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
输入输出倒置的足球学校
距离绿城俱乐部办公楼不远，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足球学校之一的浙江绿城裕华桃花源学校，始建于2004年，占地216亩。
穿着不同颜色训练背心的孩子们追逐着足球，吹着口哨，大喊大叫。 浙江绿城裕华桃花源学校副校长吴建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日本足球俱乐部投入，这里的学生涵盖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各个阶段，并根据足球水平分为专业队和非专业队。
自2004年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投资建校以来，已有114名学生通过绿城足球学校考入浙江大学、宁波大学等高等院校，并派出38名球员进入绿城一线队。 该队运送了43人。
平时住在学校的孩子们愿意花大约一半的时间去踢足球。 绿城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沉强告诉记者：“由于中国足球整体水平较低，愿意送孩子去足球学校的家长不多，培养足球人才的成本也很高。”
沉强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从7岁到18岁，将培养一支30人的青年队。 经过不断的调整和筛选，最终只有一两名球员可能进入一线队。 学校每年在这两名球员身上平均花费近百万元。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足校会萎缩很多，俱乐部也不愿意在这方面投入，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与此同时，中国的年轻球员转会机制也存在缺陷。 沉强举了绿城足校培养的一名年轻球员的例子。 绿城俱乐部只能将他与中国足协登记为期限不超过5年的“训练合同”日本足球俱乐部投入，而无法将他登记为“职业合同”。 当球员结束五年训练合同并转为职业合同时，他可以选择绿城俱乐部和其他俱乐部。 此时的他是一个自由人，不属于任何俱乐部。 他可以出售自己，所产生的收益只能属于他个人。 “这种训练对于俱乐部本身来说根本没有保障。”
同时，由于接受足球训练的人口基数较低，产出率更低。 很多俱乐部都会付出高价来吸引这样的年轻球员。 “比如，如果有俱乐部愿意为这名球员支付300万元的年薪，那么绿城想要留住他就必须花费500万元。有些球员的训练合同还没有到期，俱乐部就会购买他。” “如果绿城不能支付更高的价格，球员们宁愿等待合同到期。”
这意味着，如果俱乐部花高价培养一名职业球员，那么在他成为职业球员后，就需要花更多的钱来留住他。 “直接买成熟球员还好。但绿城更看重年轻球员长期培养机制的坚持。所以我们学校一直在努力。” 吴建辉说道。
这种投入与产出倒置的尴尬局面日本足球俱乐部投入，是沉强和足校负责人很难解决的。 他们希望中国足协能够出台一些俱乐部培养人才的保护措施。 “不然的话，性价比就太低了。” 沉强说道。 （记者孙伟辰、金佳玉、吴世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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